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上，文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范畴。作为一把标尺，人们常常借助其来解释世界，按照线性演进的思维，将世界划分为“旧世界”与“新世界”、“野蛮的世界”与“现代的世界”、“上帝青睐的世界”与“同类厌恶的世界”。不同地域的种群或民族被置于不同的“文明阶梯”之上，如从农耕文明到海洋文明，就意味着一种达尔文式的跃迁进步，那些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的民族国家，转型之后也习惯性地给自己贴上“文明”的标签。
长期以来，我们早已习惯于文明的这种工具价值，自觉不自觉地视文明为一把标尺、一类进化、一种状态。然而，在布鲁斯·马兹利什所著的《文明及其内涵》一书中，我们却读出这样一种韵味：文明其实是一种建构、一种霸权、一种慰藉。
文明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马兹利什在书中指出，在18世纪米拉波起初对文明的界定中，艺术、文学、语言和宗教都是催生文明的根本要素。“用火和热来烧制器皿，制作手工艺品，铸造武器，发明耕犁和其他农业必需工具等，这些发展进程不容忽视。还有城市的建造，城墙的筑造，宫殿、神庙拔地而起，贸易蒸蒸日上，这些也都是文明的要素。”尽管如此，但并不是说，文明就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其实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是一个共同体为了区别于外在的野蛮人，而赋予自身的特征。
对此，马兹利什在书中提到的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就折射了文明的这种建构性。当时，乔治·布什总统宣称这是一起对“文明”的袭击事件，是所代表的“邪恶的力量”对美国所代表的“文明的力量”的攻击，完全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具象化。于是，他“呼吁发起一场‘十字军东征’，把对的斗争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夺回伊斯兰教所占圣地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远征联系起来。”尽管后来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白宫又修正了一些说辞，极力避免将邪恶与伊斯兰教完全等同起来，从而规避将美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彻底对立起来，但布什总统最初的反应却透露出，在其看来，美国作为北美大陆上的“山巅之城”，自然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当然，除了美国之外，作者还提及，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们都原意用“文明”和“文明化”来建构自己的国家形象。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屡次谈起“文明”，认为“在车臣，居民多为穆斯林，可以说，正是俄罗斯军队在车臣共和国筑起一道墙，保卫着所有文明免遭袭击。”又如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2001年竞选南联盟共和国总统时也说：“面对暴力和不公，我们以韧性化解，这是我国文明优越性的证明，邪恶不会战胜、不会征服我们的国家。”
文明是一种武力裁决的霸权。作为与野蛮对立的说辞，文明今天已成为西方国家指责他者的话语利器。的确，与人类文明史并行的也有一部人类野蛮史。对此，马兹利什在书中谈到，“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文明常常伴随着去文明化的进程。或许人们会想到西班牙的宗教法庭、美国的奴隶制、20世纪突如其来的纳粹集中营，这类充满暴力的失足和去文明化进程，必须与文明化进程本身一起加以考虑。”作为支撑案例，马兹利什提到了组织通过轰炸巴米扬大佛来攻击文明，以及苏联军队在20世纪60年代对加里宁格勒城（即原柯尼斯堡，原属德国，是康德的家乡）的破坏。当时的“城市中有一座13世纪的城堡，堡内有数百个洞，苏联军队疲于搜索，苏军工程师‘将炸药塞入其中，700多年的历史炸为灰烬’。”
事实上，文明起源于欧洲中心论的优越意识，且与野蛮的、恶意的殖民有深度关联。当然，西方社会自己只是试图用这个美丽的说辞来修饰自己独特性，如不断增长的科学知识、遥遥领先的技术水平、优雅淡定的行为举止等，俨然忘记了曾经用暴力殖民他者的那种“恶”的历史，如书中提到的迈克尔·阿达斯就在其《作为人类衡量标准的机器》中认为，19世纪欧洲的优越感，一方面虽然仍在强调欧洲在精神或宗教方面的优越性，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强调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
秉承文明的优越感走向扩张之路的欧洲，必然会以各种形式传播自己的价值，除却循循善诱的劝人皈依、锲而不舍的感化教育，来的最直接的就是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当用军事手段从物质上、肉体上把你摧毁的时候，被征服者在精神上、心理上就自然会有强烈的挫败感，就会转而怀疑自己的文化与文明的先进性，近代东方古老文明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后所泛起的文化与文明反思，至今都还留有“后遗症”，就是鲜明的体现。这种自我的文明怀疑有时都会从他者的视角得以呈现，对此，马兹利什在书中也提到，“过去的几百年里，泰国曾认为印度和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自己在这种秩序中只占有臣属地位。19世纪中叶，印度、中国纷纷被欧洲人击败，泰国对世界的认知发生重构，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意识观念中，泰国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当然，近代日本的反应比泰国更加激进。当佩里的黑船打开日本国门之后，日本开始急速、全面地向西方文明学习，如日本的福泽谕吉也大论文明，呼吁日本必须向西方文明学习，转向现代化。不久就出现了表示文明的日语词汇“文明开化”。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凭借其武力的强大，把自己看成是和西方一样的“文明民族”，而嘲讽中国人依然是落后的“野蛮民族”，甚至在日俄战争之前，还将俄国也描绘成“仍然沉溺于野蛮的不文明国家。”
此外，马兹利什在书中还提到一个案例，在哥伦布与库克的时代之间，科技革命爆发了。1768年，英国皇家海军协会资助了库克的第一次航海。在1772年到1775年间，库克又进行了第二次航海。“欧洲文明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库克的数次航海成为可能。船只建造有了巨大的进步，虽然不一定表现在规模方面，但是船的龙骨变深。当然还有枪炮，坚船利炮使欧洲人对大批土著人的统治地位得以建立起来，当时后者仍然用着‘原始的’武器。”而库克本人又是如何以一种现代文明的姿态看待土著人的呢？看看下面这段话，一切皆不言而喻，他说：“我仔细想了想他们对我们必然有的态度。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真正的意图；我们进入他们的港口，他们不敢反抗......因为我们的枪炮胜于他们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怎样看待我们？”可见，枪炮先进与否裁决着文明的优劣与否，绝不是一句空话。
文明是一种人类心灵的慰藉。马兹利什在书中谈到，文明就是人类现代反思心理的一部分，它是人类如何想象自身、如何处理自身与他者关系的思想结晶。的确可以讲，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古希腊时代、古罗马文明、黑暗的中世纪，再一直延续到18世纪之前，无论是智人还是人类，都没有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两者都是18世纪的产物，用以描述以往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文明这个概念一旦产生，就自然而然地与现代性、世界主义、普适性等概念结缘，共同串联起人类演进的心灵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茫茫宇宙中，人类一直有一种深深的孤寂感，尽管已经标示出人类的进程就是从兽性阶段进步到野蛮阶段并最终走向文明阶段，细化的描述则是从狩猎采集演变到游牧、农业、商业，然后再到文明社会。然而，到底自己的进化之路要通向何方？未来的世界尽头谁敢断言不是无底的“黑洞”？在今天科技文明主宰的时代，理性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这种理性精神所催生的文明演进是否一定是人类的未来？或许，这些困惑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都无法给出清晰的答案。对此，马兹利什在《文明及其内涵》一书最后的“结语”部分，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展开论述。
该书作者马兹利什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曾在1986年获得“汤因比奖”，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涵盖全球史、科学史、历史哲学、并致力于将心理学的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创立心理历史学研究流派。其代表作有《探寻尼克松：一项心理史的研究》、《詹姆斯·穆勒和约翰·穆勒：19世纪的一对父子》、《不确定的科学》《第四种断裂：人类和机器同步进化》等。或许正是由于作者广博的研究面，在书写时强调娓娓道来而非刻板说教，不时有些论述读起来轻松而又睿智，如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作者就写道：
“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爱恨交织的关系由此开始，当然我们只有在回顾过去、反思历史时才能看到这一切。文化可以是口头的；文明却似乎需要书写。文化可以是民间的某一项成就；文明则与公民社会（与城市有关）和公民身份密切相连。文化倾向于特殊和地方因素；文明则青睐不断扩张的帝国，且有普世情怀。这两个概念设想了人类纽带的两种方式，其中一种可能试图以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方式来修补游牧、农业和城市之间的缝隙。”
能读到这样文字，不是从每一个历史学家那里都能有的期待。当然，最打动人的，还是其对文明思想的探寻，言其是一种激进的思想，或许并不为过。（载《中华读书报》201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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